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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室名冰,其人犹热
作者:王欣  

      喜欢读书的人或是熟知中国近代史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梁启超的。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曾经那样激荡着清末民初的中国大地,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声疾呼、每一次行走,都成为当时万众瞩目的事情。

  一个并非节假日的上午。忽而天空阴暗,忽而阳光呈现;忽而有凉风吹来,忽而又闷热气滞。当我站在天津的民族路上梁启超故居门前时,天空完全阴沉了下来,顿时凉风阵阵。如此怪异的天气,似乎冥冥之中就像梁启超跌宕起伏的人生那样漂浮不定。

  早上九点钟,街上没有行人。故居坐落的意式风情街,那是属于夜晚的啤酒的天堂。当夜幕褪去,白昼来临时,那里安然肃静,故居门前的碎石小路上整洁干净,迷蒙之中似乎看见宽宽额头的梁启超正从街上散步回来……那一刻我莫名地激动起来,就像跟随在他的身后,走进了已经存在百年的故居。

  梁启超的故居大气、孤傲,两座白色的小楼分居大院的左右。手握书卷、颔首沉思的梁启超的坐像,位居庭院的中央。

  1912年,从日本回国的梁启超,购买了天津意大利租界西马路上的一片空地,他自己亲自设计图纸,两年后的1914年,终于建成了意式风格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故居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的高台阶,梁家后人称其为“老楼”。十年后,也就是1924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的小楼才姗姗建成,这座小楼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书斋“饮冰室”——梁家后人称其为“新楼”。这两幢小楼,从1915年梁启超举家全部迁移到此,直到他1929年病逝,梁启超在这里住了十四年,他后期的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撰写的。

  当然要先看“饮冰室”。因为梁启超的一生,在政治活动占去了大部分时间的状况下,他的一千四百万字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在“饮冰室”完成的。这座造型别致、典雅的浅灰色两层小洋楼,首层为其书房,二楼是卧室和会客室。“饮冰”二字,语出《庄子·人世间》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梁启超以此表达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与焦灼。台湾诗人余光中来梁启超故居参观时,留下一句话“其室名冰,其人犹热”,确是恰如其分。

  最让我震撼的,是“饮冰室”首层的藏书。四壁落地、顶天立地的大书柜里摆放着三千四百七十多种、四万余册的藏书。记得在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的故居——图拉庄园,当我看到托氏藏书两万三千册时,已经感到震惊,可是相比梁启超的藏书,托氏还是稍显逊色。

  “饮冰室”除了复原百件当年的家具外,剩下的就是墙上的老照片了。无论是与泰戈尔的合影,还是与众多学者的合照,梁启超的神情都是熠熠闪光的,那是一种充满活力的高傲。

  是的,梁启超是一个高傲的自负的人。当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国学时,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随后停顿片刻,眼睛看着天花板,慢悠悠再说第二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

  这个十三岁中秀才、十七岁考中举人的“有些学问”的人,涉猎广泛,著作颇多,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我在墙上一张“梁启超重要文章、著作一览表”中,看到了密密麻麻的著作,除了人们熟知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等,还有涉及历史、学术、文化、宪政、哲学、金融、外交、宗教、实业等方面的著作。但他不是一个只埋头做学问的人,仅192110月到19231月的十六个月里,他就在全国各地演讲三十四场,平均每个月演讲两场还多,而且演讲内容“五花八门”,“先秦政治思想史”“美术与科学”“情圣杜甫”“市民与银行”“人权与女权”“历史统计学”等等,据史料记载,梁启超每次演讲,会场内外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人山人海。这也验证了他在清华园讲台上说的一句话——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而梁启超心中的讲坛,绝不仅是学校里的讲台,而是广阔的社会大讲坛。

  在梁启超短短56年的人生历程中,无论是少年苦读,还是参与戊戌变法,再到主张君主立宪、反袁护国,以及晚年著书立说,成为一代文化巨擘,几乎每一个人生阶段,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写下了耀眼的篇章。

  故居的“老楼”里,到处弥漫着梁启超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气息。厚重的枣红色木门,浅咖啡色的护墙板,吊灯,阔大的窗户,还有笨重的写字台,所有的一切都回响着梁启超的呐喊。

  梁启超的一生,始终是在追求、改变之中。自从他投奔康有为并成为其门生和得力助手之后,梁启超便奠定了一个政治、社会活动家的思想基础。有意思的是在他成为康有为门生的这一年,也恰好是他路经上海前往广东的路上,接触了世界地理《瀛环志略》和阅读上海机器局所译的大量西书的同一年,看上去有些巧合,其实那一年正是梁启超眼界放开的一年,他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走上了改革维新的道路,于是才有了四年后的“公车上书”。

  在梁启超的政治活动中,不能不提“百日维新”,这个因为被光绪皇帝召见、奉命进呈《变法通议》,同时被光绪皇帝赏了六品衔的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的改革派,那时该是何等雄心勃勃啊。

  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变化猛烈的时期。他先是与孙中山接触,赞成革命,很快又主张改良、反对革命;随后他支持袁世凯,与孙中山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紧接着他又反袁,与蔡锷策划武力护国;袁世凯死后,他又出任段祺瑞的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后又在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下台后,正式退出纷扰的政坛。这几年的时间,正是梁启超大起大落的历史阶段。但他彻底退出政坛后,并没有歇息,而是继续寻找救国之路,于是也有了后来的旅欧行程。

  在梁启超故居里慢慢走着,想起他的一句名言——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19291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榻上,梁启超带着对真理的追寻停止了呼吸。他去世后,京沪两地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走出故居,街上已经有了众多行人,大部分都是游客。他们在举着小旗子导游的引领下,在标有“梁启超故居”的大门前匆匆走过。我听见一个外地口音的声音在问“梁启超是谁”,顿感悲哀。不知道庭院里正在端坐读书的梁启超听见没有。

  《人民日报》( 201406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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