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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作者:赵瑜  

     那年夏天,我的父亲带着我去开封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做客。很曲折的亲戚关系,让我对伦理结构有了新的认知。

     从亲戚家里出来,父亲不停地给我灌输人情世故里最为实惠的观念,说是:“分数够了,也不一定能被录取,这种事情多的是,你玲姐考中专考上两次,都没有被录取,说是从高分到低分,谁去查啊,都是被别人顶了。所以,找人还是很重要的。”

     我那时连续几年的高三复习,对中学宿舍里的气味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一想到如果念不了大学,仍然回到高三的复读班里,我就觉得人生无趣。

     那是1995年夏天,我19岁。

     我面临的现实是,我已经复读了两年的高三。第一年复读,喜欢给远方并不相识的女孩写信。显然,我的文笔得到了锻炼。那年开始发表作品。第二年复读,去了山东某县的高中,因为某个女生,莫名地和人打了一架。我犹记得冬天的麦田里,我被人一脚踢翻在地。心想,金庸的小说真是害人啊,我记得清楚的那些绝招,完全用不上。

除了这些,还有我的父亲。是的,在他的口中,我是聪颖过人的尖子生。从小学至高中,过五关斩六将,从未失败过。高考呢,就是轻敌了,没有睡好。

     父亲喜欢反复向别人描述我的将来,总觉得,我一定会一考而中,将来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他很享受他的描述,仿佛,他每多描述一次,我就更接近那样辉煌的事实。

     然而,那一年,高考分数出来以后,我仍然没有过本科线。

     几乎,我听到父亲的内心里一声气球泄气的声音。我以为父亲会因此失去描述我将来的兴致,哪知,他丝毫不减。在他向邻居进行的描述里,我距离本科录取线只差四分不是一份耻辱,而是一种骄傲。是啊,同年,初中毕业的妹妹,报考了一个四年制的中专,学费昂贵。我只好放弃了志愿栏里委托培养、走读自费等等选项,直接报考了所属地的开封师专,在报考志愿的栏里,中文系有一个填写不下的全称: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父亲带着我拜访的亲戚,在我所报考的师专做中层,却并不负责招生。他和父亲谈论双方共同认识的人,我坐在他们家的沙发上,得以观看城市人的生活内部,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家庭生活的环境可以如此整洁、干净。

     父亲并未得到准确的答案。在他的内心里,我相信是这样的逻辑,他已经托过熟人了,如果仍然没有被录取,那么,他努力了。

     父亲的焦虑如今想来已经模糊,大抵是他常常向别人说起我的分数,总分多少,单科分数又多少,他呢,用这样关心我的方式来抵御他自己的焦虑。

     不久后,我便接到了录取通知书。父亲终于找到了情绪释放的出口,他把一切都归在那个远房亲戚的帮忙上。经由他的描述,仿佛,这份录取通知书,是远房亲戚跑到学校里,帮我填好后寄给了我一样。

     高中读了五年,细想一下。不过是和一些学科老师的斗争。有一阵子喜欢上历史,是因为历史老师的模样好看,她的好看,差不多是我对异性审美的一种启蒙。还有一阵子喜欢写作文,是因为老师读谁的作文,班里的女生便会多看这个男生几眼。种种过往都掺杂着丰富的荒诞。每一次想到小镇上的那所高中,以及校园外的一些聊斋志异,我都有一种被囚的感觉。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写诗。

     是啊,像我这样一个不务实际的人,不写诗,怎么能荒废掉我那么多青春期的心事。

     父亲奔走着为我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这是1990年代仍然存在的一种特权,不论是进了工厂当工人还是上了大学,粮食关系是需要转的,我上了大学,那么,便从农村生产自足的粮食关系变成了“商品粮”。

     1995年9月,我到开封师专中文系报到。将行李放到宿舍,领取生活用品和教材后,坐在教室里,看到课桌上放着一张校报。校报上一行大标题让我吃了一惊,上面写着:本校今年录取最高分为653分。这不正是我的分数吗?

我想起整个夏天都担忧焦虑的父亲,悲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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